现代性的生死断裂：1976年福柯与鲍德里亚视野中的生死边界
13年前的今天，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巴黎病逝。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比较了鲍德里亚和另一位后结构主义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在1976年的两个文本——鲍德里亚是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福柯则是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他们各自在象征交换与权力层面对生命与死亡边界进行了反思重构。福柯与鲍德里亚立足于生命与死亡的现代性批判，阐述了现代性话语与种族、文化、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他者之间挪用与排斥的矛盾关系。
谨此纪念鲍德里亚逝世13周年！
现代性的生死断裂
——1976年福柯与鲍德里亚视野中的生死边界
作者：陶家俊
我们可以在同一时期不同思想主体探讨的思想命题之间建立起话语关系，发掘新的知识范畴。1976年1月至3月，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主讲的题目是《“必须保卫社会”》，探讨的是社会死亡命题。同年让·鲍德里亚在后现代经典之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以特有的诡异笔法、颠覆一切的思想锋芒、气势恢宏的气度切入社会死亡命题。从对社会死亡现象的探究，尤其是对文化和社会边界的理论思考来看，《象征交换与死亡》不仅与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在时间、主题和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可通约性，而且在方法论上与福柯形成互文借鉴和对照关系。例如，鲍德里亚在第五章《政治经济学与死亡》的“死人的引渡”部分就直接转引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伊始，出现了福柯所讲的流放和禁闭疯颠的现象，同时儿童、老人、穷人、不发达国家、性反常者、女人等都成了被驱逐、禁闭、隔离的对象。因此他认为福柯的思想是关于真正的文化史和歧视的谱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也指出，福柯忽略了一种比对疯子、儿童、低等种族的排斥和隔离更彻底的排除现象——对死亡的排除和封杀。当然福柯并没有忽略社会死亡现象。这是他1976年在法兰西公学院演讲的主题，也是他在这一年晚些时候问世的《性态的历史》第五部分“死的权利与控制生命的权力”的核心内容。1976年福柯和鲍德里亚对社会死亡现象展开了批判，也留下了他们思想裂变的印迹。这为我们揭示当代西方批评理论隐匿的认知和伦理盲点、局限和悖论提供了一个聚焦点。①下面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来阐述并比较分析福柯与鲍德里亚的思想：一、排除死亡的生物权力；二、死亡缺席后的生命空间；三、福柯与鲍德里亚理论的比较。
书房中的福柯
一、排除死亡的生物权力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完成了双重方法论突破：从理性和科学主导的等级化知识体系转向底层/本土知识；从权力的契约―压迫模式转向权力的战争―压抑模式。底层/本土知识根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批判立足的本土视角。它提倡“一种自主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Foucault 6），偏重“完整系列的知识，即那些被打入另册的非概念性知识、未得到充分阐述的知识——浅层知识、劣等知识、不符合博学或科学规范的知识”（Foucault 7）。底层/本土知识旨在消解西方现代科学和理性主导的话语霸权，依赖两种相互补充的知识建构方法——考古学与谱系学。“考古学方法特别适用于分析本土知识话语，谱系学作为一种策略，一旦对本土知识进行描述，就激活那些挣脱束缚的非主流知识”（Foucault 11）。考古学发掘科学/理性知识话语之下被压制的深层知识话语，谱系学则激活打通这些分散、断裂、碎片化的知识。
契约―压迫模式向战争―压抑模式的转向根本上颠覆了约翰·洛克、黑格尔、弗洛伊德以来的西方政治现代性话语，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关系赖以建立其上的契约论、主/奴暴力认同哲学、欲望压抑理论等重新掂量。战争―压抑模式直承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哲学著作《战争论》中提出的充满辩证精神的论断，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福柯的核心论点是：权力是战争，是以其他手段对战争的延续。和平时期公民社会中权力表现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异质力量持续地处于相互冲突、转化、补充、融合状态。公民社会中权力之矢借以流动循环的手段更为诡异莫测，权力关系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权力形态。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论述了战争―压抑模式主导的权力关系的三个重心：（一）就权力与个体的关系而言，个体是权力之矢的接力点而不是权力压制的对象，权力通过个体的身体、以身体为媒介迁徙流动，生发出强大的权力生产力；（二）就权力与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对接而言，其重心转到权力建构的排他技术和程序，如监视机器，对性、疯癫、过失乃至生命的医学技术化；（三）就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而论，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结合，形成特有的知识机器。
福柯的权力关系论最值得反思的是生物学和医学意义上对其他种族使用的权力技术。这标志着种族纯洁观取代了种族斗争观，标志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不再是一个种族借之与另一个种族抗争的工具，而是“种族身份的完整性、优越性与纯洁性的守护者”（Foucault 81）。由此西方种族主义产生了三重位移：从律法转向规范，从复数的种族转向单数的种族，从气势恢宏的启蒙解放工程转向生物医学界定的纯洁观。这彻底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革命话语与种族斗争话语在20世纪的命运，为之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而终结的丧钟恰恰是纳粹奉行的国家种族主义、苏俄大清洗奉行的极权主义。纳粹将生物学、极权、中世纪传奇、神话、大众文化等混合，使之充满妄想狂式的谵言妄语、生物医学名义下的种族灭绝之血腥、大众文化蛊惑下对恶近乎拜物教式的迷狂。苏俄大清洗则以一种近似换喻的权力修辞将全社会的愤慨和仇恨引向所有那些被冠上病人、变态者、疯子恶名的人民公敌。
接受纳粹剃发与消毒后的犹太妇女
来源：USHMM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资料图
在18世纪后期的西方现代政治图景上权力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深层断裂。此前君王对臣民享有生杀予夺大权，生命个体被悬置在生死无常的状态。此后权力有效地管理生命和调节死亡。在生命的空间版图上相继诞生了将科学/理性知识与权力机器完美结合的权力技术——规训权力与生物权力。②规训权力作用于个体身体，设计出各种权力技术，对身体进行严格的空间分布，对之施以监视、隔离、分类、训练、惩罚等有效的管理手段。它将整个社会空间变成巨大、透明的“全景敞视空间”，使权力的监视目光无处不在。19世纪中期，作为新型的权力形态，生物权力开始登上权力技术的舞台。其对象从个体的身体转移到种族。通过对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地方病、流行病、灾难、公共卫生、慈善、保险、储蓄、环境、气候、城市等的控制和管理，生物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着本种族的人口规模，将所有危害种族生命健康的因素隔离、排除、预防、遏制。
生物权力与规训权力有明显区别。首先它的对象不是个体或社会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由众多个体构成的科学与政治、生物学与权力意义上的全社会人口。其次与人口休戚相关的生存环境进入了经济和政治场域，成为生物权力试图协调、控制的对象。这就是对社会群体带来危害的各类突发事件，如瘟疫、流行病、地震、恐怖主义，等等。第三，与规训权力的全景敞视机制不同，生物权力诉诸一系列全新的监控预防机制，如预报、预防、监测、统计评估、全面测量调节，等等。这是一整套安全机制（或危机管理机制），它追求最大限度地调节、平衡人口生活于其中的生命系统。
从18世纪诞生的规训权力到19世纪中叶出现的生物权力，权力先后发生了三次位移——从君王、规训机构转到贯穿整个生命旅程的生物过程。从君王到规训机构，权力不再承认死亡。死亡被视为生命的终结，被划定为权力的边界。对死亡的掌控与对生命的调节管理由此变得泾渭分明。从规训机构到平衡宏观生命的生物过程，权力技术的对象从身体转到了与身体比邻的整个生命空间和整个生物过程，从单数的个体转到了复数的群体，从视觉转向种族生命涉及的更微妙、更全面的健康环节及安全措施。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英译本封面
规训权力与生物权力分别建构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序列——身体―生物体―规训―机构序列，人口―生物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序列。吊诡的是，这两个序列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交叉重叠。规训权力有可能超越机构之上，侵入国家机器，生物权力同样会渗透到国家层面以下的医疗、福利、保险等机构。福柯以性行为为例来说明这两个序列的同体共存现象。19世纪的资产阶级家庭中，性行为是个体的身体行为，持续地处于规训权力监视之下；同时它又具有人口繁殖效果，是整个人口共同面临的生物过程的构成部分。因此性行为就这样同时栖居在两个不同的序列中。
值得一提的是，规训权力与生物权力交叉重叠，形成新的社会形态——规范化社会。“规范是能同时作用于我们希望规训的身体和我们希望调节的人口的那些因素。〔……〕规范化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规训规范与调节规范呈直角交叉状态”（Foucault 253）。换言之，规范权力就在身体与人口构成的两极之间循环流动，同时控制着身体和生命。正是这两极的对立使生物权力显露出自身的边界，由此他重提当代生命政治空间中的死亡问题。“假定这种权力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维持生命，它又怎能容忍死亡呢？死亡权力，死亡功能，又怎能在一个以生物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大施其道呢？”（Foucault 254）
在生与死的界面上，在生与死的断裂处，种族主义深深地嵌入了生物权力的肌体。沿着这道断裂的横切面，生与死是如此难以调和，“种族之间的差别，种族等级，某些种族优秀而其它种族劣等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是将权力控制的生物场碎片化的手段”（Foucault 255）。因此种族主义是生物权力建构的生物动态过程的休止符，是生命领域发生的断裂，是对人口进一步的分类管理。生物权力对人口的控制就这样确立了自己的支点：种族自我的纯洁生命与种族他者的死亡成了一种生物关系。对种族他者施加的社会死亡不是为了战胜政治对手，而是为了消除对种族自我的生物威胁。这些生物威胁来自犯罪、疯癫、犹太人、妓女、艾滋病患者、同性恋、少数族裔、移民等，又包括殖民地、发展中国家、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等等。在生物权力的土壤中开出的种族主义恶之花诱发了现当代世界见证的一场又一场社会死亡噩梦——南非的种族隔离、反犹主义、纳粹大屠杀、苏俄的肃反运动、恐怖主义与反恐怖行动。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英译本封面
二、死亡缺席后的生命空间
与福柯基于战争—压抑模式聚焦生物权力不同，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集中反思了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象征交换逻辑。如果说死亡是鲍德里亚敲响现代性丧钟的巨锤，是撕裂资本主义奢华面具的利爪，那么象征交换则是打开死亡迷宫的钥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公分母。象征交换之于鲍德里亚，恰如资本之于马克思、性之于弗洛伊德。但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用资本、性为手术刀来解剖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主体不同，鲍德里亚力图建构的是涵盖社会进程各阶段的宏大叙事，并借此质疑挑战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因此鲍德里亚建构的是双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即：象征交换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原则，死亡征兆的象征交换原则的现代性断裂和变形。正是从死亡与生命的分离、象征交换链的断裂之处，鲍德里亚找到了西方现代性的病根和死穴。
让·鲍德里亚摄影作品
要揭开死亡的本来面目，必须重新界定象征和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认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206）。为他描绘思想肖像的理查德·莱恩（Richard J. Lane）将象征理解为使符码传播发生断裂的事物。与巴塔耶的“耗费”、“剩余”概念相似，过剩、非等价、消解性是其本质（Lane 22）。莱恩进一步指出：“象征不允许这类二元分离现象出现。〔……〕象征不是结构，而是‘愈合’社会内部分裂现象的行为或过程”（Lane 60）。
鲍德里亚将文学批评术语“象征”变成了阐释社会现象的基本概念，交换行为、非真实性、剩余、愈合性是其同时具备的根本特征。交换行为决定了象征是动态的、互惠的象征交换。非真实性确定了象征交换是在超越简单的商品交换这一现实层面之上的象征价值层面进行。剩余特征意味着象征交换本身遵循的是非等价交换原则，交换过程排斥现实中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愈合性指作为行为和过程的象征交换对社会和文化交换场中二元对立/排斥现象的消解、转化。它将对话商榷机制置于现实社会场景中各种分离、分裂、对抗的力量之间，在愈合文化和社会断裂的过程中实现想象与真实的融合。
象征交换特指死亡与生命之间的象征交换。因此死亡超越了每一个历史时刻、每一个生活场景、每一个个体构成的现实的、瞬时的表象语境。社会群体对死亡与生命关系的文化裁判、对死亡与生命之间象征交换关系的处理构成了整个历史叙事的脉络并主宰着其他一切象征交换形式。对处于原始秩序中的野蛮人而言，死亡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不是自然的生物事件。死亡被社会化，死亡既是生命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又是促成生命从个体、自然状态过渡到集体、社会存在的催化剂。因此从个体生命、社会存在到死亡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先后过程，自然生命与死亡亦非绝对对立。借助死亡仪式，自然生命以特有的文化再生方式融入集体的社会存在秩序。借助死亡仪式，死亡被公开地社会化，在社会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获得合法地位。借助死亡仪式公开的表演，自然生命与死亡形成象征交换关系。在原始秩序中，自然、社会、死亡之间不是二元对立关系，不存在对自然刻意的打压、对死亡恶毒的排斥，他们之间相互交换、相互转化。
自然、社会、死亡之间的象征交换是原始文化的核心事件。死亡是象征交换的原动力。对死人的超度、对自然生命死亡与社会生命再生的仪式性处理则是象征交换的原型。无论是死人的永生还是活人的再生都以循环回归的方式回返到社会文化秩序中超越现实的领域。活人的肉体成了仪式的盛宴，亡魂则借助仪式被重新召唤进社会秩序，在集体的想象、集体的仪式行为中再次安生立命，甚至在社会空间分布上占据核心位置。自然生命则必须与不朽的亡灵交换，只有借助亡灵对自然生命的洗礼和召唤才能越过死亡的殿堂，堂而皇之地融入社会秩序。象征交换始终围绕死亡进行，社会秩序则最大限度地吸纳生与死。生并不谦卑，死也不遥远可怕。生与死的相互交换转化，将生命绵延成永恒的过程而非一劳永逸的事件。在生命的延迭中，生命跨过了死亡的界线，死亡回到了生命的摇篮。③
让·鲍德里亚摄影作品
在现代性门槛上，以死亡为核心的象征交换发生了一场断裂。死人、亡魂、尸体、墓地统统被放逐到社会空间以外。死亡被处理成纯粹的生物事件，变成了与生命剑拔弩张的敌手，在生命的舞台上悄然退场。自然生命、社会存在与死亡的对话变成了生命的独白。“从野蛮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逐渐地，死人停止了存在。他们被抛到群体的象征循环之外。死人不再是完整的存在，不再是值得与之交换的伙伴。〔……〕死人不再能分到场所和时空，他们找不到居留地，他们被抛入彻底的乌托邦——他们甚至不再遭到圈禁，他们蒸发了”（鲍德里亚 195-196）。鲍德里亚在论述生与死的分离、生对死的无情排斥时讲道：“活人想以排斥死人的方式成为活人，想以删除死亡的方式把生命简化为一种绝对剩余价值，但与这种荒谬的幻觉相反，坚不可摧的象征交换逻辑在死后生存的无差异命定性中重新建立了生命与死亡的等价关系”（197）。这实质上涉及两类相互矛盾的现代性景观。一方面现代性试图将生命确立为社会空间中惟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件，为此不遗余力地围绕生命建构起一整套生物学话语。另一方面象征交换逻辑持续地消解现代性，以扭曲变形的方式让死亡以貌似隐匿的方式与社会秩序进行交换，使死亡表现为生命压制下的死亡暴力场景。
在现代性生物学话语中，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延长生命，都是为了让生命个体“自然地”走向正常死亡。在生物医学科技的佑护下，我们将生命理解成一种积累过程，一个通过各种生命安全措施和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延续的对象。似乎死亡本身在这些日益翻新的安全措施和技术中变得遥远，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我们只允许谈论、想象、设计、担保、承诺生命。死亡成了禁忌，成了我们竭力拒绝、尽力推迟同时又极度恐慌的事件。因此我们为每个生命个体设计、预备了迎接正常死亡的一整套程序、技术和仪式。老年人被隔离在养老院这个从社会空间中分离出来的生命与死亡的缓冲地带。死刑被缓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取代。社会医疗保障、人寿保险乃至各类机械性安全设施使为保护生命而建立的安全机制不断膨胀，演变成一项雄踞现代社会空间的浩大、生机勃勃的系统工程。生命安全由此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象中世纪的基督教到处兜售赎罪券那样承诺生命、兑换生命。
生物学话语特意开发出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为之感恩流涕的生物医学工程。我们不仅不再惧怕死亡，而且要支配死亡、消灭死亡。人工肾、器官移植、植物人、死人冷藏、安乐死等使我们似乎隐约望见了生命不朽的乐园。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我们运用全部的才智、财富和技术建起了一个似乎有效的隔离、流放与缓冲功能同时兼备的空间，一个由养老院、监狱、人寿保险公司、医院、疗养院、汽车安全带等共同构成的空间。“人人都被剥夺了死亡，人人都不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死。从此人人都只有尽量延长生命的自由”（鲍德里亚 253）。
那么象征交换逻辑又是以什么方式来消解、嘲弄现代性的这种虚妄和偏执呢？怎样将死亡从隐匿的囚室中释放出来并展示其吞噬生命的暴力呢？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我们建构的生物学话语只不过是以身体为对象的“生物学仿象”。与之对立，非正常死亡却反常地成了我们倾注全部激情的事件，成为揭开僵死的生命仿象面纱的黑手。自杀、谋杀、恐怖袭击、交通事故公开地炫耀着死亡，夸张地将生命祭献给死亡，将死亡与仇恨、偶然性、脆弱、政治、肤色、革命、隐私、性等等混杂成令人激动不已的仪式性事件。被剥夺了在社会空间中应享的话语权后，死亡竟以反常、颠倒、暴力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失去了与生命在象征层面上的交换权利之后，死亡干脆赤裸裸地侵入现实生活场景，以绝对夸张的手法嘲弄生命的谎言，戳穿现代性精心设计的生命仿真场景。这样象征交换逻辑最终证实了自己的无所不在，证实了自己消解真实与想象的力量。
海报：《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9
三、福柯与鲍德里亚理论的比较
在分别阐述了福柯的生物权力理论和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之后，我们进一步比较分析他们思想的异同。1976年是福柯思想发展的分水岭。此前的1975年，他撰写的《规训与惩罚》集中探讨规训权力。1976年稍晚出版的《性态的历史》中他鸟瞰18世纪以来西方性科学的历史，勾画生物权力的成形机制。因此1976年初以《“必须保卫社会”》为题目的系列讲座留下了他思想裂变的痕迹，生物权力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且与社会死亡命题直接关联。
1976年也是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转折点。雷克斯·巴特勒（Rex Butler）在《让·鲍德里亚：保卫真实》中认为《象征交换与死亡》是“鲍德里亚最后一本融观察、体验与科学性于一体的著作。是他最后一本立足本学科、可以在传统课程、在社会学中讲授的书”（Butler 5）。迈克·盖恩（Mike Gane）也认为该著是鲍德里亚最后一本真实可信的书，此后他写的所有东西都引起无穷的误解（Gane 189）。评论界普遍将该著视为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该著中对此前的《物系统》（1968年）、《消费社会：神话与结构》（1970年）、《生产之镜》（1975年）进行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气势磅礴的总结和提升，公开亮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分庭抗衡的理论姿态，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最深层的逻辑与整个人类社会内在的逻辑连贯打通。
就俩人1976年的理论思考而言，福柯与鲍德里亚存在以下共同点：（一）对生命与死亡之关系的探究都是他们的理论重心；（二）都详尽分析了与现代性对死亡的排斥同胎孪生的生物/医学技术；（三）都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搏杀与现代性渊薮中繁殖出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
他们之间的区别也非常明显。首先，福柯将生命与西方社会中个体的快感和民族―国家共同体内人口的调节联系起来，在上述两个层面建构生物权力理论。鲍德里亚着重分析生命与死亡的分离。生命在社会空间的独白，死亡的销声匿迹，形成盘垣在现代性废墟上愈演愈烈的生命安全产业。生物/医学科技繁殖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生命安全措施、技术和机构。种族主义意义上表征着他者的象征交换逻辑只能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自行裸露在现代性的巨大空间中。
其次，福柯的生物权力空间中，种族他者被彻底排斥，被隔离在生物权力技术的城墙之外；死亡被放逐，被驱赶到生命的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权力的全部内容就是有效的管理生命，有效地维系人口的健康并延长寿命。鲍德里亚让生命独占舞台，让生命的利爪撕裂、捣毁死人的肉身和墓地，将死亡隔离在监狱、殡仪馆、医院中。同时他又强行把死亡、把死亡征兆的象征交换逻辑重新供奉在舞台的中心，让其燃烧人们僵硬的肌体、麻木的灵魂、消退的激情、枯竭的想象。如果说福柯彻底划清了与死亡的界线，那么鲍德里亚则用死亡为生不如死的生命招魂，祈祷象征交换逻辑产生的循环回返之力能撼动现代性这块磐石，惊醒我们这些迷失在生命幻境里的梦中人。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从西方思想现代性话语看，福柯勘测出西方现代社会中权力裂变的图谱。与西方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以降的政治、道德哲学话语不同，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理论不同，也与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学说不同，他将身体、生命和人口放置在现代理性和科学知识与权力话语的中心，探讨医学、生物技术对死亡、对威胁群体生命的其他种族的排斥。在生物权力占据的现代性语境中，主体、他者、解放和启蒙的宏大叙事，革命承诺的救赎和希望俱灰飞烟灭。
鲍德里亚为现代性仿象第三个等级（仿真）勾画出了象征交换逻辑作用下的一幅怪诞的死亡图景。④庞大的、无孔不入的生命产业把正常死亡挤出了社会空间。非正常死亡以其血腥的壮观、令人激动不已的恐惧、对生命的肆意蔑视和强力侵犯，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象征交换逻辑呈现在我们用权力/知识话语维系的生命场景的中心。生命对正常死亡的排斥转向非正常死亡对生命非正常的终结。
福柯、鲍德里亚对西方现代性之批判解剖不可谓不深刻、精辟、尖锐。他们甚至掏空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话语的内脏，使之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同时他们又陷入了一种他们自己竭力避免、口诛笔伐的思想矛盾和紊乱，走向一种革命、启蒙、文化理想幻灭后的思想放纵和怪诞。
【注释】
【参考文献】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陶家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西方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研究、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和 鸣 记
宜言饮酒